中國佛像雕塑受到多種文化影響。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文化影響：1. 印度文化影響：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因此中國佛像雕塑最早受到了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早期的佛像雕塑多采用印度佛教藝術的風格，如蓮花寶座、蓮座、跏趺坐姿等。2. 漢族文化影響：中國佛教融合了漢族的傳統文化，佛像雕塑也逐漸具有了中國的特色。佛像的面容開始呈現出中國人的面貌特征，體態更加豐滿。漢族的飲食習慣也影響到佛教的供奉文化，佛像雕塑常常還會雕刻供品和供器等。3. 其他民族文化影響：佛教在傳入中國后也被各個少數民族所接受和發展。這些民族的文化對中國佛像雕塑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比如蒙古族和藏族的佛像雕塑，在形象、裝飾和材質上都有獨特之處。4. 中國傳統藝術影響：中國佛教藝術融合了中國傳統繪畫、雕刻和工藝的技法和思想。佛像雕塑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繪畫的意象和構圖，如云紋、龍紋、花鳥等。中國傳統雕刻技法也對佛像雕塑產生了影響，如浮雕、刻線、彩繪等。中國佛像雕塑是一個綜合了多種文化影響的藝術形式。這些文化影響使得中國佛像雕塑獨具特色，既表現了佛教教義和精神，又融合了中國的民族文化和藝術特色。

犍陀羅雕塑 。公元1—2世紀，在犍陀羅地區開始出現了受希臘雕塑藝術影響的佛陀塑像，之后擴展到建筑、繪畫等藝術領域，這些融合了希臘、波斯、印度三種元素而自成一體的藝術形式，稱為犍陀羅藝術。健馱邏藝術對中國隋唐美術影響很大，成就了大同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敦煌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國古代藝術瑰寶。公元十世紀末，犍陀羅藝術伴隨佛教從克什米爾地區傳入吐蕃（今青藏高原地區）后，對藏傳佛教藝術的形成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擴展資料：佛像藝術始于犍陀羅進入報恩文化藝術館，記者看到一尊坐佛，高鼻深目，嘴角上揚，神態慈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大學客座教授丁明夷告訴記者，這尊佛坐像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歷史，一般犍陀羅佛造像不足1米高，而這尊結禪定印趺坐的佛陀像高達1.24米。千百年來，犍陀羅佛像飽經滄桑，歷史厚重。公元前六世紀，古印度地區出現了釋迦牟尼佛，佛陀涅槃后，人類開始出現佛的象征物崇拜。在此之后，古印度犍陀羅地區（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深受古羅馬文化和中亞文化浸染的佛信徒和藝術家們，打破無佛像崇拜的傳統，創造出既擁有土著文化印痕，又帶有希臘羅馬藝術風尚的犍陀羅佛像，并出現成片佛教建筑。但不幸的是，公元460年前后，它們在白匈奴嚈噠人鐵蹄的蹂躪下全部化為廢墟。1849年英國駐印度考古隊在旁遮普地區發掘出犍陀羅佛像，從此，犍陀羅藝術驚艷世界。參考資料來源：佛像的“時空對話”-光明日報-光明網

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有著很大的影響。也很大程度的改變了中國的很多方面。我們要知道，佛教的傳入，把一些西方的建筑藝術給帶進了中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由希臘式雕塑的開端，在佛教來中國之前的雕塑，像漢武帝的茂陵那些雕塑，說得好聽點，那就是抽象派，難聽點，就是一塊石頭，只是有點像某個東西。傳入后，像龍門石窟，可以說是煥然一新了，有浮雕，全雕。還有就是文字。其實中國現在很多的文字的意思其實都是佛教里面的解釋，就比如這個“緣“字，之前就只有邊緣的意思。傳入后，就多了很多意思，比如有：般若，大千世界，心心相印，作業，真實，世界，自由，慈悲等等。可以說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復合詞。而近代的梁啟超就統計過，中國有多達三萬五千個字都是由佛教傳入的。而像這些，無常文化，理學思想的發展，性靈文化等等這些都是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佛教的傳入使得這些才能夠出現。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中國歷史上會少很多藝術作品。而這些的出現也使我們的思想得到極大的提升。對于中國思想宗教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缺少底層人思想的啟蒙，中國自己儒家思想對于中高層知識分子有著吸引力，而對于底層人民，只有延續著宗教文化，對于個人的思想啟蒙，沒有展開，而佛教的傳入，可以說是補全了這一方面的空白。佛教還是對中國有著巨大的作用的。

【佛教建筑(Buddhist architecture)】　　Fojiao jiaozhu　　建筑　主要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為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筑。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國佛教建筑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為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造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為數甚多，其中敦煌、云岡、龍門尤為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后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后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剎，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剎身）。傳入中國后，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筑。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中國式的，主要采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為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體現了藏族古建筑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筑的典型。日本的東本愿寺，朝鮮的佛國寺都采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剎。（趙樸初）【佛教文化藝術】 　　佛教文化藝術包括文學、美術、音樂、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現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隨著佛教的發展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向世界各地，并與當地文化相結合，成為它們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　　文學 數千卷印度佛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向為文人所喜愛。《百喻經》已被譯為多種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品。印度敘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經》（《本生譚》）是著名的傳記文學。馬鳴的《佛所行贊》是印度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游記、文集等，均為優美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國、日本、斯里蘭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它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命意遣詞方法。《維摩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俗講、變文對后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禪宗語錄不僅為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后來的民間文學作品。　　美術　　包括佛教繪畫、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時代所立石柱，柱頂有獅子、象、牛、馬、寶輪等雕刻，莊嚴華美。當時還建有許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繞石欄，鐫刻浮雕圖案。在巴雅、貝德薩、巴爾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達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羅佛教藝術汲取古希臘、羅馬藝術精華，創造出釋迦牟尼的各種形象，頗具特色。埃羅拉阿旃陀石窟的藝術一直膾炙人口，是印度引為驕傲的“藝術之宮”。以上這些佛教藝術，對亞洲各國都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中國佛教藝術，先是仿效印度，后來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初期在絲綢之路上，新疆的克孜爾千佛洞壁畫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畫，受印度佛教美術影響較多，但同一題材，其內容和表現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張僧繇的佛畫，創立了“張家樣”；北齊曹仲達的佛畫，創立了“曹家樣”。曹畫的人像，衣服緊貼全身而顯露曲線，他所創造的風格，后人謂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時代，佛教美術已經中國化。吳道子在長安、洛陽畫了300多幅佛畫，人物奮袂，衣裙飛舞飄動，富有運動感，后人稱為“吳帶當風”。敦煌莫高窟等唐代壁畫，是中國佛教美術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創造了規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岡、龍門的石刻為代表，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敦煌與麥積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國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為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藏傳佛教美術，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獨具風格。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都帶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爾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種特殊佛教美術作品。(敦煌壁畫)音樂　　有梵唄、佛曲等形式。梵唄亦叫贊唄，是以短偈形式贊頌佛、菩薩之頌歌，起源于古印度。相傳三國魏陳思王曹植曾作梵唄六契（章），即后世所傳《魚山梵》。梵唄主要用于講經儀式、六時行道（后世形成為朝暮課誦）和道場懺法等，謂之“三啟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唄有《如來唄》、《云何唄》等。近世禪林流行的梵唄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贊”等，但已通稱為唱念。佛曲，即將佛經配上樂譜進行諷詠。相傳7世紀時，即有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送給中國佛曲10種，并派來樂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當普遍。當時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點板，配以鐺、鉿等敲唱。在敦煌雜曲中還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樂對日本“雅樂”的韻律也有重要影響。　　建筑　　主要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為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筑。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國佛教建筑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為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筑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為數甚多，其中敦煌、云岡、龍門尤為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后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后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剎，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剎身）。傳入中國后，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筑。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中國式的，主要采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為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體現了藏族古建筑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筑的典型。日本的東本愿寺，朝鮮的佛國寺都采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剎。（趙樸初）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像藝術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羅雕塑藝術的影響。犍陀羅藝術的主要貢獻在于佛像的創造。佛教在前6世紀末興起后，數百年間無佛像之刻畫，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處，皆以腳印、寶座、菩提樹、佛塔等象征。1世紀后，隨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漸成風氣，遂有佛像的創作。最初佛像乃從印度民間的鬼神雕像轉化而來，而在犍陀羅地區，佛像的制作又較多地吸收了希臘式雕像和浮雕的風格。現存最早的犍陀羅藝術的佛像約作于1世紀中葉，是一塊表現釋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贈花園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當地流行的希臘風格表現，僅佛頭部雕有光輪以顯示其神圣。其後表現佛從誕生、布道說法到涅盤的浮雕漸多，并有圓雕佛像出現。現存最早的犍陀羅圓雕佛像出土於馬爾坦，佛的臉型、衣衫皆有濃厚的希臘特色，但神態肅穆，頗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中葉是犍陀羅佛像制作的成熟期，這時已成功地融匯印度、希臘、波斯、羅馬、中亞草原地區風格於一爐，形成獨具一格的犍陀羅風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橢圓形，眉目端莊，鼻梁高而長，頭發呈波浪形并有頂髻，身披希臘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薩像有時且帶胡須等。呾叉始羅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貴霜王國首都富樓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與此犍陀羅的佛塔建筑也有較大發展，對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圓塔（見桑奇大塔）作較大改動，基座層級加多加高，圓塔本身變為基座的一層，上部傘蓋亦加高增大，從而成為高聳入云的佛塔。擴展資料:佛像藝術的發展：公元二至三世紀之間，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爾千佛洞，是我國境內第一座石窟寺。從這個時候起，佛像開始逐漸在佛教的伽藍中普遍地供奉起來。并由大月氏經過疏勒、高昌、于闐、龜茲等地逐漸地傳到河西四郡（敦煌、張掖、武威、酒泉）和中國內地。當時，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細眼、薄唇。這種儼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亞臉型顯然是不同的，這說明了我國的佛教是個外來的宗教。當佛教東進陽關以后，逐漸地被漢族地區的文化所融合。隨著佛教逐漸中國化，佛的面龐也逐漸漢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漸低了下來，耳輪越來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漢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現在善男信女們的面前。這種轉變過程在敦煌，云岡和龍門三個石窟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北周時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繪的《佛傳圖》，是以《修行本起經》為主而畫成的。這幅長達二十五米的連環畫，內容包括從摩耶夫人夜夢菩薩乘白象在音樂聲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舍家苦修止。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幅畫上的人物服裝打扮都是漢、普風格，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被畫成了中國皇帝的模樣。他的母親摩耶夫人穿上了漢、晉時后妃的服裝，釋迦牟尼回宮時所乘的蛟龍車，就是按晉代大畫家顧愷之畫的《洛神賦圖》中的云車臨摹的。這說明，釋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們和民間雕塑家、畫家們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想像進行描繪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區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養各異，同樣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薩，卻有許多不同的形象，這就是佛、菩薩有所謂千萬化身的來歷。在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們的精神寄托，對來生的向往，以及他們認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這在云岡石窟中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兩眼目光銳利，俯視塵世，嘴角凝結著一絲令人莫測高深的微笑。這座佛像高達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國內罕見的大佛。此佛已完全脫去了犍陀羅時期穿的希臘式服裝，他褒衣博帶，儼然是兩漢以后士大夫的禮服。這當然不是因為佛要追求時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識和審美觀點在藝術上的反映。自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政治上推行漢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薩身上也得到了反映。這一時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長裙，同漢人的服飾一樣了。其原因在于，北魏統治者拓跋氏所屬的鮮卑族，是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游牧于西喇木倫河和洮兒河之間，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遷徙后，鮮卑族占有了匈奴原來的地區，勢力才強盛起來。公元三九八年，鮮卑族拓跋部的首領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稱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鮮卑族文化落后，人數較少，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將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并下詔禁止穿胡服說胡語，把鮮卑姓改成漢姓。北魏孝文帝的這些漢化措施，從這一時代塑造的佛菩薩身上所穿的短衫長裙服裝上也得到了反映。為了利用佛教來保知北魏這塊莊嚴國土的國運長久，北魏的許多代皇帝都全力弘興佛教，廣造寺塔，賜予僧侶以各種特權。北魏的國運并沒有因為廣造佛像而世代相傳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接著就被北齊和北周消滅了。到了唐代，洛陽龍門營造佛像的活動達到了高潮。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佛像高達一七．一四米，頭高四米，耳長一．九米。頭部圓滿而秀麗，既有男性的莊嚴，又略帶女性的慈和。這已不像普渡眾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則天為了替自己歌功頌德，廣造寺廟佛像。主持營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則天。當佛教傳到中國漢民族地區后，漢文化的傳統觀念也通過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飾上，因此在漢地的寺廟中出現了眾多的豐頰廣頤、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薩塑像。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犍陀羅藝術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佛像

中國傳統雕塑發展的高峰在南北朝。聯系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原因解釋如下。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雕塑文化和中原的雕塑文化發生了大面積的融合。當時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來自西域地區的雕塑文化也進入了中原地區。大量的外來因素促進了中國傳統雕塑達到了高峰。南北朝由于佛教流行，雕塑工藝也逐漸興盛起來，主要表現在碑刻、墓闕、造像等方面。碑刻其實就是碑石或基志餡。著名的有為龍門二十品，所刻書法有各種字體。又泰山石刻刻了全部的《金剛經》，字皆徑尺。闕著名的有江蘇丹陽齊梁兩朝諸帝陵的石獸，南京甘家巷梁安城康蕭秀墓前的石獸，南京花林村梁蕭景基前的石，其作氣象雄偉，受到佛教藝術的影響。造像指造佛像，有泥製像、銅像、玉石像、石窟刻像等。塑像皆涂以金飾，衣以錦采，極其宏偉。石窟藝術分布的很廣，其中最著名的以有云網石窟和龍門石窟為主要代表。云網石窟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州山，是453年（北魏興安二年）開鑿的，至今尚存石窟53座，其中石雕佛像和飛天有51，000多尊，“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其石刻造像氣勢雄偉、質樸，有寫實風格。龍門石窟位于河南洛陽城南伊河入口處兩岸的龍門山和香山，是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開始開鑿的，現存洞窟1352座，造像97，000余導，其中古陰洞和賓陽洞是北的代表作，佛像雕刻刀法圓熟致，表情生動，是雕刻寶庫。還有北宣武帝時開鑿的位于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南北朝的繪畫，大放異彩。齊時赫長于人物寫真，著有《古畫品錄》，提出會畫六法：氣前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經營位置、仿移幕寫，在繪畫理論上作出了貢獻。梁張僧善畫寺壁，梁武帝常命他畫壁，所畫佛像，胡如生，主要是運用了暈染法，以色彩濃淡表現光線的明暗，使畫面有立體感。相傳張僧在安樂寺畫四龍，其中二龍點晴后即飛去，這就是畫龍點晴神話之由來。到南北朝晚期，南方以陳時的顧野王為大畫家，他最善畫蟲草，其畫富有詩意，故宣和畫譜稱其畫為無聲詩。北方以北齊的曹仲達最著名，他是西城曹國人，最普畫佛像，后人把他和唐朝善畫佛像的吳道子并稱為曹吳二體。南北朝時書法成就也很大。南朝書法家羊欣，是王獻之外甥，行書寫得很好，當時人說：“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是二王書法的優秀繼承者。北方世族崔氏①、盧氏族中工書法的人很多，子孫相襲，成為北方書法世家。北魏鄭道昭尤善碑刻。他的碑刻筆力之健，可以“犀兕，搏龍蛇”，是“北朝書法家第一”。北朝還流行一種漢晉隸書的變體，方整道勁，氣勢雄偉，這種字體多用于墓碑，故后人稱為“魏碑體”。北朝書法的風格穩練，南朝則風格妍媚，南北統一后，書法在二王的基礎上逐漸融合。魏晉以來，戰亂頻繁，朝廷雅樂散失衰落，胡樂卻逐漸興起。所謂胡樂是指西域樂和孫國樂，它們陸續東來，其影響最大的是龜茲樂。除龜茲樂外，又有西涼樂、高麗樂、疏勒樂、安國樂等，以后各派胡樂相繼傳入，甚至北朝的太常雅樂也大量參用胡聲。胡樂的樂章、樂器、樂舞在民間也很流行。胡樂的東傳，促進了我國古典樂舞的變革。漢代流行的角抵戲，到魏晉以后又有新的發展。角抵后行為百戲，包括歌舞、雜技、魔術等項，到北齊時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別驢等奇怪異端，百有余物，名為百戲”。北周滅北齊后，百戲被帶入長安。三國時還出現婷戲，如劉備曾令倡家扮演巨僚忿爭、斗打的情節，“酒酣樂作”，以供娛樂。北齊出現有故事情節的歌舞，如《蘭陵王》歌舞是演蘭陵王戴假面作戰，指揮擊刺之姿。《踏搖娘》表演醉漢毆打妻子，其妻怨苦悲訴的故事。胡樂內傳豐富了古代文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