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雕塑在中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多個朝代的發展和造型風格的變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魏、唐代和宋代。以下是對這幾個朝代的詳細回答：1. 北魏時期（386年-534年）：北魏時期是佛像雕塑發展的重要階段之一。在這個時期，佛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官方推崇，佛像雕塑得到了大規模的興建和傳播。此時佛像的造型主要受到印度梵文佛教造像的影響，形象莊嚴肅穆，臉部輪廓清晰，身材豐滿，穿著華麗。代表性作品有洛陽百萬佛塔和云岡石窟。2. 唐代（618年-907年）：唐代是佛教藝術的黃金時期，佛像雕塑達到了頂峰。在唐代，佛教得到皇帝和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佛教藝術得以大規模發展。佛像的造型更加莊嚴肅穆，線條流暢，造型優美。佛像的表情更具人性化，肌肉和身體的曲線更加流暢自然。代表性作品有大雁塔，以及敦煌莫高窟和龍門石窟中的佛像雕塑。3. 宋代（960年-1279年）：宋代佛像雕塑繼承了唐代的傳統，同時也有一些創新和變化。在宋代，佛教得到了朝廷的保護和支持，佛教藝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佛像的造型更加柔和，注重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感情。佛像的表情更加溫和，肌肉和身體的曲線更為細膩。代表性作品有靈隱寺和南宋的佛塔。北魏、唐代和宋代是佛像雕塑發展的重要階段，分別在不同的時期達到了頂峰。這些佛像雕塑在造型風格、表情和技法上都有各自的特點，代表了中國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

東晉時期戴逵戴颙父子創作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將佛教造像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并將外來的造像藝術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創作了影響整個南北朝時期審美的瘦骨清像造像風格。戴逵善于細致地觀察，精心的構思，廣泛地聽取群眾意見，使自己不斷豐富著創造力。不斷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的源泉。在佛教藝術形象的塑造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是當時藝術界的一個大膽的創造者。戴颙和他父親一樣，在雕造技術上也有所發展。佛教雕刻“藻繪”就是從戴颙開始的，這顯然也是佛教雕塑和傳統藝術的進一步結合的表現。戴颙在巨大佛像的制作上，有豐富的經驗，關于形象各部分的相互關系，以及佛像的造型有著深刻的理解與獨特的成就。在歷史上所以這樣重視戴氏父子成就，顯然是和他們在佛教藝術上的創造，特別是在佛教藝術中國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分不開的。張彥遠認為以前的佛像“以形制古樸，未足贍敬，后晉明帝、衛協，皆善畫像，未盡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釋氏，范金賦采，動有楷模。”至此以后，由于不同藝術家的創造，有著更多的樣式、風格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像藝術在造型上看，受到犍陀羅雕塑藝術的影響。犍陀羅藝術的主要貢獻在于佛像的創造。佛教在前6世紀末興起后，數百年間無佛像之刻畫，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處，皆以腳印、寶座、菩提樹、佛塔等象征。1世紀后，隨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漸成風氣，遂有佛像的創作。最初佛像乃從印度民間的鬼神雕像轉化而來，而在犍陀羅地區，佛像的制作又較多地吸收了希臘式雕像和浮雕的風格。現存最早的犍陀羅藝術的佛像約作于1世紀中葉，是一塊表現釋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贈花園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當地流行的希臘風格表現，僅佛頭部雕有光輪以顯示其神圣。其後表現佛從誕生、布道說法到涅盤的浮雕漸多，并有圓雕佛像出現。現存最早的犍陀羅圓雕佛像出土於馬爾坦，佛的臉型、衣衫皆有濃厚的希臘特色，但神態肅穆，頗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中葉是犍陀羅佛像制作的成熟期，這時已成功地融匯印度、希臘、波斯、羅馬、中亞草原地區風格於一爐，形成獨具一格的犍陀羅風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橢圓形，眉目端莊，鼻梁高而長，頭發呈波浪形并有頂髻，身披希臘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薩像有時且帶胡須等。呾叉始羅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貴霜王國首都富樓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與此犍陀羅的佛塔建筑也有較大發展，對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圓塔（見桑奇大塔）作較大改動，基座層級加多加高，圓塔本身變為基座的一層，上部傘蓋亦加高增大，從而成為高聳入云的佛塔。擴展資料:佛像藝術的發展：公元二至三世紀之間，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爾千佛洞，是我國境內第一座石窟寺。從這個時候起，佛像開始逐漸在佛教的伽藍中普遍地供奉起來。并由大月氏經過疏勒、高昌、于闐、龜茲等地逐漸地傳到河西四郡（敦煌、張掖、武威、酒泉）和中國內地。當時，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細眼、薄唇。這種儼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亞臉型顯然是不同的，這說明了我國的佛教是個外來的宗教。當佛教東進陽關以后，逐漸地被漢族地區的文化所融合。隨著佛教逐漸中國化，佛的面龐也逐漸漢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漸低了下來，耳輪越來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漢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現在善男信女們的面前。這種轉變過程在敦煌，云岡和龍門三個石窟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北周時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繪的《佛傳圖》，是以《修行本起經》為主而畫成的。這幅長達二十五米的連環畫，內容包括從摩耶夫人夜夢菩薩乘白象在音樂聲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舍家苦修止。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幅畫上的人物服裝打扮都是漢、普風格，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被畫成了中國皇帝的模樣。他的母親摩耶夫人穿上了漢、晉時后妃的服裝，釋迦牟尼回宮時所乘的蛟龍車，就是按晉代大畫家顧愷之畫的《洛神賦圖》中的云車臨摹的。這說明，釋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們和民間雕塑家、畫家們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想像進行描繪和塑造的。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區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養各異，同樣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薩，卻有許多不同的形象，這就是佛、菩薩有所謂千萬化身的來歷。在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們的精神寄托，對來生的向往，以及他們認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這在云岡石窟中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兩眼目光銳利，俯視塵世，嘴角凝結著一絲令人莫測高深的微笑。這座佛像高達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國內罕見的大佛。此佛已完全脫去了犍陀羅時期穿的希臘式服裝，他褒衣博帶，儼然是兩漢以后士大夫的禮服。這當然不是因為佛要追求時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識和審美觀點在藝術上的反映。自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政治上推行漢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薩身上也得到了反映。這一時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長裙，同漢人的服飾一樣了。其原因在于，北魏統治者拓跋氏所屬的鮮卑族，是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游牧于西喇木倫河和洮兒河之間，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遷徙后，鮮卑族占有了匈奴原來的地區，勢力才強盛起來。公元三九八年，鮮卑族拓跋部的首領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稱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鮮卑族文化落后，人數較少，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將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并下詔禁止穿胡服說胡語，把鮮卑姓改成漢姓。北魏孝文帝的這些漢化措施，從這一時代塑造的佛菩薩身上所穿的短衫長裙服裝上也得到了反映。為了利用佛教來保知北魏這塊莊嚴國土的國運長久，北魏的許多代皇帝都全力弘興佛教，廣造寺塔，賜予僧侶以各種特權。北魏的國運并沒有因為廣造佛像而世代相傳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接著就被北齊和北周消滅了。到了唐代，洛陽龍門營造佛像的活動達到了高潮。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佛像高達一七．一四米，頭高四米，耳長一．九米。頭部圓滿而秀麗，既有男性的莊嚴，又略帶女性的慈和。這已不像普渡眾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則天為了替自己歌功頌德，廣造寺廟佛像。主持營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則天。當佛教傳到中國漢民族地區后，漢文化的傳統觀念也通過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飾上，因此在漢地的寺廟中出現了眾多的豐頰廣頤、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薩塑像。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犍陀羅藝術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佛像

阿富汗巴米揚佛像群位于首都喀布爾西北的巴米揚鎮東北郊不遠的山崖處。這里遍布大小石窟6000余座，石窟群中有6尊傍山而鑿的佛像。其中兩尊巨佛，一尊造于公元五世紀，高55米，著紅色袈裟，名叫塞爾薩爾；一尊鑿于公元一世紀，高38米，身披藍色袈裟，名叫沙瑪瑪。公元四世紀和七世紀，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和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先后到過這里，并在其各自的著作《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中對巴米揚大佛作了生動的描述。但在多年的戰亂中，塞爾薩爾和沙瑪瑪到90年代后期已是千瘡百孔，佛像的頭部也不復存在。去年3月，阿富汗武裝派別塔利班更是不顧聯合國和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動用大炮、炸藥以及火箭筒等各種戰爭武器，摧毀了巴米揚包括塞爾薩爾和沙瑪瑪在內的所有佛像。巴米揚佛像群如今一片凄涼。記者在山崖下看到的只是佛像形狀的石窟和佛像的殘骸，石窟外到處是碎石和黃土塊。塞爾薩爾只剩下一個佛像的形狀，佛像巨大的胳膊留下的凹痕清晰可見。佛像不見了，但仰頭而望，仍不難想象當年的壯觀景象。石窟下，幾張巨大的灰色塑料布覆蓋著塞爾薩爾的殘骸，上面寫著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字樣。不遠處，沙瑪瑪的景遇更慘，連一塊大一點的殘骸也沒有了。順著沙瑪瑪一側的臺階拾級而上，進入底部為八角、頂部為圓形的佛龕殿堂，只見殿堂內一個個空凹的佛龕。佛龕殿堂內據記載刻著的數以萬計的佛像和畫有藝術精湛的彩色壁畫現在已無蹤跡。所有殿堂內只有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隱約可見零星蘭色和紅色。在巴米揚佛像群的石窟前，巴米揚省政府官員穆斯塔法·阿塔邁迪對記者說，“巴米揚佛像群聞名于世。它使巴米揚人、阿富汗人與整個世界聯系在一起。我們阿富汗人都喜歡這些佛像，但現在這些佛像都沒有了，所有阿富汗人為此感到悲哀。”據介紹，為了避免再遭破壞，當地政府禁止從這里取走泥塊，也嚴禁在這里埋地雷。雖然目前還沒有修復的計劃，但日本和印度等國政府已表示愿意出資幫助修復佛像。巴米揚佛像的歷史反映了阿富汗人民的歷史，佛像的磨難也體現了阿富汗人民的磨難。山壁上的座座石窟曾是古代佛教信徒生活和修身的地方，而今卻成為600多個在內戰中失去家園的難民家庭的避居地。36歲的侯賽因一家6口只能擠在不到10平方米的洞穴里。洞內除了一張鋪在地上的舊毯子和幾個塑料水壺外，幾乎沒有別的家什。阿塔邁迪說，佛教圣地巴米揚的大佛過去曾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和旅游者，為巴米揚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戰爭炮火摧毀了巴米揚的佛像，也摧毀了巴米揚的旅游業，摧毀了巴米揚的經濟。沒有游客敢來這里旅游，也沒有信徒來朝拜。但阿塔邁迪對重振巴米揚的旅游業充滿信心，相信佛教信徒會“象孝順的兒子常到父親的墳墓祭奠一樣到這里來朝拜的。”2001年3月，塔利班不顧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執意炸毀了建于公元五世紀的兩座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在大佛慘遭毀壞后，國際社會一直在設法努力，試圖將被炸成廢墟的巴米揚大佛重新修

世界第一佛像是唐玄宗年代在三代匠人的努力下征克了無數個技術難關歷時九十年的時間才修建完工。世界第一大佛像，四川省樂山大佛又名凌云彌勒大佛石像。佛像高71米，寬24米，相當于現在三十五層住宅樓的高度，腳面上可以圍坐二百多人。唐玄宗年代在三代匠人的努力下征克了無數個技術難關歷時九十年的時間才修建完工。這一壯舉驚艷世界，與兵馬俑齊名。1982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上的第一尊佛像是來自中國的大月氏人制造的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北魏、西魏和北周時，統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貴族們的支持，發展較快。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盛，在武則天時有洞窟千余個。安史之亂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歸義軍占領，但造像活動未受太大影響。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漸趨衰落，僅以重修前朝窟室為主，新建極少。貞觀到開元天寶年間，是莫高窟開鑿的黃金時期。無論是洞窟的形制，還是窟內的壁畫、彩塑藝術，都達到了其他時代難以匹敵的新高度。據統計，武周圣歷元年（698），莫高窟已有洞窟1000余窟。武周（690—705），是武則天建立的王朝，載初元年（690），武則天廢黜了自己的小兒子睿宗李旦，登基稱帝做了女皇帝，改國號為周。武則天之所以能夠順利稱帝，和佛教淵源甚深。垂拱四年（688），武承嗣等人偽造刻有《廣武銘》的瑞石，暗示武則天是“化佛空中來”。也就是說，武則天當皇帝，乃是佛祖的意思。后來，薛懷義與僧法明等人偽造《大云經》和《大云經疏》，書中說佛沒七百年后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武則天就是閻浮提主，入主天下。載初元年（690），武則天稱帝，自稱“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推行《大云經》和《大云經疏》，在各州縣建大云寺。為了感謝佛教的襄助，登基第二年，武則天便下令，從今以后，僧人地位位于道士之前。武則天不但篤信佛法，還翻譯經書、建造佛寺、修建佛像、大力弘法。在位期間，她親自主持修鑿了龍門石窟群中規模最大的造像——盧舍那大佛，并舉行開光儀式；她親自參與組織了《華嚴經》的翻譯，并為之作序；她還虔誠跪拜高僧神秀，聆聽法藏講經，對僧人厚禮相待。由于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推崇，佛像雕塑在武則天時達到了頂峰。莫高窟也不例外，開始走向了它的巔峰時期。圣歷元年（698），莫高窟已有1000余石窟。唐代敦煌的佛教藝術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寺院林立，百姓事佛，成為名符其實的“山國神鄉”。唐朝是莫高窟歷史上開窟最多的王朝，石窟風格和藝術價值也最顯著。一般而言，學界將其劃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四個階段的劃分和定論，主要是依據敦煌石窟的風格和價值。